《超越空心化》
近年来，
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乡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
本书基于对 “隙地”“狭地”“边地” 的调查，
对乡村呈现的反空心化动向做出深刻分析。
阐明如何给小农赋能，
提出一条依靠乡村内生力量，
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
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既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迹象的揭示，
也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未来的期待；
是一部 接脉于历史、生活与实践的大家之作，
值得一观。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本书名为《超越空心化》，既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迹象的揭示，也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未来的期待。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研究小农户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赋能”，关注内发型发展及县域城乡流动；二是聚焦“同乡同业”现象，剖析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如何互嵌以及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三是阐述乡村空心化、阶层分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乡村社会的生机。作者通过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探寻基于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民政部第三届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儒道互补：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华南古村落：搁浅于时光长河的乡土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The Path to Sun Village（Brill,2017）等。
这是一本充满新鲜思路和概括的书，无论是对学界一般的经典设定的质疑、2012年之前主要政策的反思、农村新呈现的实际的概括，还是以往被提出的各种可能发展出路的评述。其中最具冲击力的也许是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分析：在中心地带之外的“隙地”（如革命时期多省边际间的革命根据地地带）、边远地区的“边地”、沿海缺地的“狭地”农村，我们才会看到与农村巨大的“空心化”趋势相反的动向。作者从小农户“去能”和 “赋能”的框架来看待空心化问题，也比较独特。
——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荣休）“超级教授”
本书基于吴重庆教授对于超越乡村空心化，建立小农主体价值的社会经济方案的持续观察与研究，其洞见极具启发意义。书中的机制性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小农的“赋能”与组织起来的合作如何能协同激活乡村自主性发展空间，建构出在地化、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为以小农为主体的乡村社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条可能道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小农的主体性不仅是“赋能”的前提，也是其基本权利。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求解“超越空心化”是推进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无法回避的沉重课题。该书清新的思想、真挚的情怀、深刻的见解、建设性的主张，彰显出与“土教条”和“洋教条”不同的学术姿态。这不仅源自作者深厚的学养，更源自作者倾心于用脚步丈量乡土，用眼睛察觉乡情，用耳朵倾听乡音的学术方式。学术唯有接脉于历史、生活与千百万人同心所向的实践，才能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并不断回馈于历史、生活与实践的滋养！
——徐俊忠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乡村之嬗变，既激荡壮阔，又往复细腻，岂一模型可蔽之？本书丰富的田野调查、历史考据如高倍放大镜，捕捉到“隙地”“狭地”“边地”等的萌动与蛛丝马迹，再细推物理辨析之，满满的乡土地气、中国元气。作者文笔精湛温婉，读后意犹未尽。
——胡靖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教授
第一章 小 农与扶贫
重提小农
小农能否继续作为谋生方式
作为扶贫手段的普惠小农政策
第二章 内发型发展与开发扶贫
作为反思视角的内发型发展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重脆弱下的开发扶贫
贫困人群是如何被“去能”的
贫困人群的主体性及其再组织化
第三章 小农户发展：“去能”与“赋能”
“去能-赋能”的提出
该如何对小农户赋能？
第四章 常态化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小农户现状及其与贫困户的交集
扶持贫困小农户的长效机制
第五章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来自“界外”的案例
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第六章 “同乡同业”：“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
“同乡同业”概念的提出
作为“社会经济”的“同乡同业”
“经济”是如何嵌入“社会”的
是“社会经济”还是“低端全国化”
余论
第七章 超越空心化 ----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
县域内的城乡流动现象引人关注
农民工返县就业
县域内非农就业与在家农业就业的结合
县域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发展
内发型发展及适当的区域范围
结论
第八章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无中心场域”
“不在村乡贤”治村
农村空心化、阶层分化及“项目制”背景下的公共产品供给
乡村自治及其对本土社会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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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空心化》
吴重庆 著
ISBN：978-7-300-31403-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贫困人群无法成为开发扶贫过程中的发展主体，主要是因为贫困人群存在所谓的能力问题而受到排斥。贫困人群所欠缺的能力又主要是指发展生产以及市场销售的能力。贫困人群本来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在地者，除了智障体残人士，他们作为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直接生产者，应该最为稔熟在地农产品的生产经验以及家庭日常消费之余的农产品的自主销售渠道。在此，我们应该思考的并非如何提高贫困人群发展生产以及市场销售的能力，而是贫困人群为什么丧失了这一能力。
先看看市场销售能力。在开发扶贫的过程中，规模化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被无可置疑地加以预设，农民在地的传统生产方式也相应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本来各地农民都会根据日常生活需要、传统习惯、气候条件，在有限的耕地上轮作、套种多品种、小规模的农产品，但这在开发扶贫的思路里属于没有效率的、无法给贫困人群增加收入的保守农业。经历过早年有些地方政府“逼民致富”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而最终因销售渠道不畅导致农民亏本的惨痛教训之后，今天地方政府则大力推行“公司+农户”的开发扶贫模式。“公司+农户”的实质是公司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转嫁到农户头上，同时控制农业生产的产前、产后环节并获取利润。因为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关系，所以，如果市场的零售价格高于公司的收购价格，农户也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将部分农产品直接卖到周边市场上去。为此，公司往往选择那些适宜在当地种植但又不为当地市场接受或者不属于在地人群饮食习惯范围内的外来农产品或者中草药，这样，可以有效防范农户的自主销售。这与全球范围内大型农业企业偏好于拉大产销地之间距离的做法如出一辙。 再看看生产能力。贫困人群的农业生产能力如何，这需要其在与其他农业生产主体的比较中得以表现。今天的情况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几乎放弃了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公共产品供给，原来设立于公社（乡镇）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七站八所”也已经全部市场化，贫困人群只能通过市场途径寻求必要的农业生产服务，这无疑大大抬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在贫困人群缺乏现金的情况下，市场化的农业服务需求必然压缩，其农业生产能力也无法提高。另外，各级政府中的农业部门无不青睐农业龙头企业，纷纷将本来应该投入农业公共产品供给的有限资金向龙头企业倾斜，低息、贴息或者无偿向龙头企业提供专项资金，帮助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大科技投入，修建滴灌喷灌设施等。这样，贫困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便完全无法与农业龙头企业相提并论。在开发扶贫政策的推动下，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专项扶贫资金越来越向允诺带动贫困户致富的农业龙头企业汇聚。 可见，贫困人群的能力不足问题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制度实践的产物，是被“去能”的结果。我们在开发扶贫工作中与其强调对贫困人群“赋能”，不如致力于防范对贫困人群“去能”，在扶贫资源的分配上避免“垒大户”。 从“低端全国化”视角看待“同乡同业”，是因为在“同乡同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至今的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资本的力量空前强大并且活跃，“同乡同业”的外部资本和内部资本，都可能瓦解“同乡同业”的“社会经济”内涵，“同乡同业”面临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已不如40年前。尽管如此，“同乡同业”还是在全国遍地开花，如湖南新化的数码快印业、湖北监利的包子、青海化隆的“兰州拉面”、河南鄢陵的灯光师、河南许昌的假发业、河北安平的道路护栏业、江苏兴化的不锈钢业等。以“低端全国化”的视角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同乡同业”的发展趋向。 “同乡同业”在经历近40年来的发展之后，大概体现出如下趋向： 去技术化与标准化/品牌化/垄断化。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同乡同业”都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相融，这既是行业的门槛，也是行业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但不可替代性显然对资本在市场上的扩张构成障碍。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在研究中国农业“绿色革命”时提出“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概念。她说，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所拥有的“技术”是丰富的种植实践和经验，随着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传统技术面临挑战，普通农民遭遇普遍的“去技能化”。其实，资本主导的经济活动更是极力追求“去技能化”，以便将掌握传统技艺和手工操作经验的劳动者变成可替代性极高的、不得不依赖大企业生存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将劳动者固定在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上。如湖北监利市毛市镇及周边地区十万多人在全国各地开铺做包子，其中资本积累雄厚者纷纷往品牌化、连锁经营方向发展，统一设计店面，统一和面、配料、供料，从业者无须身怀绝技或独家秘方。著名的“沙县小吃”也在沙县政府的推动下开启了品牌化、集团化的步伐。这种标准化、品牌化经营自是符合资本利益，但也必然将“同乡同业”中的大批自主创业者挤出市场，业内的竞争焦点在于资本投入和规模效应，逐渐形成一枝独大的垄断局面。 产业链缩短…… 以往资本尚欠活跃，可用地方社会网络力量占据某些行业的大部分产业链。但在21世纪以来新兴的“同乡同业”中，“同乡”趋向“打工化”，“同乡同业”中的“同乡”难以形成内部产业分工并延伸产业链，几乎不可能再现较完整地掌握某个行业产业链的“同乡同业”了。 “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在“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为了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质的变化，并试图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在经历历次冲击之后，老人的传统权威式微，青壮年日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 “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则当事人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我们可以指责“媳妇”虚伪之至，但事实上，“媳妇”的行为变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在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的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这在家庭操办喜宴的受邀来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比如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权威的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黑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黑恶势力来“摆平”。